目前，利比亚战事进展如何？当地民众生活状况怎样？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安全是否有保障？政局变动会产生哪些影响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一行三人（分别为文字记者倪志刚、摄影记者汪蛟和多媒体记者范思鼎），远赴万里之外的利比亚，为读者发回来第一手的现场报道。
9月5日晚上，在埃及靠近利比亚的边境折腾多日之后，本报记者一行三人终于踏进利比亚。当地时间5日晚上，记者一行抵达利比亚“全国过渡委员会”的大本营班加西。
行走在去班加西的公路上，不时可在路边看见蓝色的地中海。途中，记者只看到了一个稍大的城市，其余大部分渺无人烟，偶尔可见几个放羊人。一直到班加西境内，绿意渐浓，可以看到成片的树林，以及排列成行的行道树。
在路上，记者见到多辆被毁损的坦克，还可以看到战场上的弹壳，一些墙上有子弹打在上面的痕迹。班加西境内，靠公路边很多人家的墙上贴满了照片。司机告诉记者，那是在与卡扎菲军队战斗时死亡的反对派士兵。
北京外国语大学生吕可丁曾在班加西工作过一年半。让她震撼的是，从她上飞机开始，就可以感受到卡扎菲的“无处不在”：利比亚航空公司打印的登机牌上第一行就印着卡扎菲的语录“委员会无处不在”。
然而现在，卡扎菲消失了。经过边检站，可以看见随处飘扬的红黑绿三色星月旗，而卡扎菲时代的单色绿旗已不见踪影。三色旗不但插在屋顶上，很多人家的墙上、窗户、甚至放在路边的油漆桶，都被漆成新国旗的样子。
当然，你仍然可以看到卡扎菲的头像。在班加西一家颇有特色的餐厅Heeta，记者看到了久违的卡扎菲一家人的相片，他们被店家当成广告照片一样印刷后贴在吧台上面。
50岁的司机阿布杜拉曼拿出一张盖有“全国过渡委员会”公章的卡给我们看，这是证实他是反对派的证明。如果没有这张证明，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将会遭到严格盘查。
阿布杜拉曼说，在战争之前，他在班加西机场工作，负责通讯联络。战争爆发后，他扛着步枪，成为反对派武装的一名后勤人员。他伸出五个指头，告诉记者他连续干了50多天，白天给反对派武装送饭，晚上拿枪负责警卫。
年轻，总是和“阳光”、“活力”等词汇相连，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意味着某种浮躁，至少迫不及待的情绪。
战火后的利比亚也是同样，在边境通往班加西的路上，随处可见红黑绿三色相间的新国旗：屋顶、外墙、汽车、广告牌，甚至是一个油桶。
搭乘我们前往班加西的本田越野车在撒哈拉沙漠奔驰，0.9第纳尔/升的油价更是让它可以放肆地开足马力。司机50岁，班加西人，名叫阿布杜拉曼。
在班加西的新闻中心，聚集了包括在内的全球媒体，一楼大厅内，大家在这里或进进出出、或上网传稿，抑或只是喝茶聊天。程序非常简单，除去出示护照与记者证件，一张表格，两张照片和5第纳尔，我们拿到了在利比亚采访的通行证。
一张张年轻脸庞的招贴被张贴在班加西的解放广场，在这个临近地中海的聚集地，海风吹拂着它们。
事实上，我们在班加西街头已经见到不少招贴，阿布杜拉曼说，他们都是过去牺牲的士兵。只不过零星了些，没有解放广场那么集中。
阿布杜拉曼指着一张身着笔挺制服的俊朗男子的招贴说：“他是我朋友。”同时，阿布杜拉曼掏出手机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号码，又指指招贴：“我还有他的电话号码。”然而令他失落的是，这个号码已经再也无法联系到他的这位朋友了。
逝者已去，生者却将他们的面容留在了人间，为他们祈祷，就像一张招贴上写的，“让我们在天堂见”。
58岁的阿里耶穆达布戴着一副浅黄镜片的眼镜。这位住在阿布杜拉曼楼上的邻居，得知有中国记者到来，赶紧跑了下来，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，并急切地让小女儿端上酸梅汤和糖果。本报记者范思鼎